说到这里，我们可以把目光拉回到现实人生中来了。
我曾在一本书中表述一个特别的观点：真正结束中国“文革”的，是唐山大地震。
中国，突然窥得了人类生存的真实。
也就是说，一场天降的自然灾害，从根子上否决了人为的政治灾害。
数十万生灵的刹时陨灭，使原先陷于极左痴迷的中国惊呆了。
各地慌忙驰援，但贫困之极的大地，能拿得出什么？当时还有少数人想把“天灾”引向“人祸”，继续在血泊废墟上闹点政治话题，但绝大多数中国人已经不理他们，而是补了一门有关“生存底线”的“天地之课”。
我一直认为，那次大地震后不久“文革”结束，以及后来的改革开放，都是这门最原始课程的延续。
唐山大地震发生时，我正潜逃到家乡的一座山上研读中华文化经典。
因地震，我联想到了祖先遇到天灾时创建的“补天”、“填海”、“追日”、“奔月”等等神话，一下子摸到中华文化的“生存底线”。
这个过程，我在《中国文脉》一书中曾经写到。
从此，中华文化的“生存底线”，一直盘桓在我心中。
后来，我也以通行的学术方式研究了世界上十四个国家在哲学、美学、艺术学上的种种成就，并写成了好几本书，但很快就转回到了我的学术原点：只从文化人类学、历史地理学的视角，来探询中国文化的生存状态。
所有的探询都依附着一条极不安全的生存底线，因此，始终如临深渊、如履薄冰。
正是为了这种探询，我在二十几年前便辞去一切职位孤身投入旷野。
在这之前，我们被灌输的都是生存意义，而不是生存状态。
由于辞得干净，我走得很远很远。
总有人在路边问我：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两者关系如何？”
我回答：“没有两者。
路，就是书。
”
从学术上说，我是从文本文化走向了生态文化。
然后，又把文本文化并入了生态文化。
我的生态文化，也可算之为山河文化。
我在山河间找路，用短暂的生命贴一贴这颗星球的嶙峋一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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